技术可以借力,育人不能让位
——谈辅导员提升新质思政能力
刘莹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技术环境持续变化,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随之改变,如果辅导员仍然采用单向灌输、事务管理等熟悉处理方式开展工作,就难以贴近学生需求、做好价值引领。新质思政能力不等于熟练使用智能工具、制作数据报表这类技能的简单叠加,而是辅导员在智能时代持续承担学生成长引路职责的整体性能力升级。
一、明晰核心内涵,理解能力提升本质
如果仅仅将新质思政能力等同于掌握更多工具操作技能,就会忽视辅导员队伍整体能力与时俱进的核心要求,无法准确把握新质思政能力建设的完整内涵。新质思政能力本质上是辅导员能力结构的根本性调整,育人目标始终居于统领位置,决定技术运用能否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工具的潜在风险,而是要求辅导员清晰划定它的适用范围,区分哪些工作可以借助工具完成、哪些必须亲自开展育人沟通,以及如何提前预判潜在风险,这些都应服从育人目标,并在往后的工作中结合具体场景展开。建立起这样的层次认知,才能够避免新质思政能力被拆解成互不关联的零散技能。
二、恪守育人本位,以价值引领锚定技术
在把握新质思政能力内涵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技术工具的使用方式可变,育人的根本立场不能改变。新质思政能力提升,首先应以育人方向为基础。新质思政能力不是去政治化的技术能力,政治判断仍是辅导员的首要能力。技术越智能,价值判断越不能含糊;算法越精准,育人立场越清晰。辅导员既要善于从政治高度理解学生思想动态,也要善于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愿意接受的话语。技术可以帮助辅导员更快地发现问题,但不能代替辅导员判断问题的性质、权衡引导的方式。把育人方向放在第一位,意味着在引入任何技术手段之前,要先考量它是否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研判现实困境,剖析多层制约因素
从现实看,辅导员提升新质思政能力,至少面临三个层面的制约。其一是感知层面的滞后。技术更新速度较快,部分辅导员容易处于被动追赶状态,出现知道新技术出现,却难以判断其与思政工作具体关联的情况;或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简单视为信息检索工具,忽视其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其二是知识层面的不足。新质思政能力要求把技术知识与思政工作内容结合起来,但不少辅导员日常工作时间被事务性任务分割,系统学习和深度反思不足,知识结构容易出现杂而不纯、多而不精的问题。其三是实践层面的偏差。当前部分数字化思政实践仍停留在搭建线上育人平台、运营思政公众号、发布线上宣教内容等表层建设,针对学生思想动态的精准研判、个性化思想引导以及人机协同育人方案设计仍然不足。加之辅导员角色多重、协同机制不畅、职业发展压力较大,能力提升容易出现参训时积极性高、实际工作中转化不足的情况。因此,在明确个体能力制约之后,还需要看到,精准育人是技术赋能思政的重要形式,但实际过程中必须把握尺度、守住边界。
四、把握精准限度,依托人文判断育人
育人方向绝非抽象的口号,落实到数据画像和精准施策的过程中,边界把控尤为重要。新质思政能力与精准育人具有内在联系,都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辅导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了解学生学业、心理、网络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但数据只是线索,不是结论。这里存在一个需要正视的限度:精准育人追求对个体差异的细致把握,但过度依赖数据画像可能将学生简化为若干标签的集合,反而遮蔽其思想与情感的丰富性。因此,精准的边界应当由辅导员的人文判断来把握,形成数据洞察、谈心谈话、分类引导、反馈调整相互衔接的工作闭环,而不是让技术系统替代育人判断。精准不是给学生贴标签,而是更及时地发现需求、更细致地回应困惑。
五、找准自身定位,当好技术把关设计者
既然精准的边界要由人来把握,辅导员就不能只是工具的使用者,更应成为教育场景的设计者和把关者。哪些事务可以交由智能工具辅助,哪些环节必须由辅导员面对面完成,哪些内容适合人机共创,哪些风险必须人工审核,都应有清晰的边界意识。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答疑、预警和资源推荐,但价值审思、情感陪伴、危机干预中的温度与判断,仍须辅导员承担。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辅导员掌握多少技术操作技能,而在于其是否具备对技术应用场景的判别力和掌控力。工具越便利,越需要有人来把握使用的分寸。
六、强化制度保障,推动能力长效提升
然而,能力提升不能只靠辅导员个人。现有讨论多聚焦辅导员个体应具备何种能力,但个体能力即使提升,如果缺乏组织层面的制度和场景支撑,也难以转化为育人实效。新质思政能力不是辅导员单兵作战所能完成的任务,它需要课程教学、日常管理、技术支持和评价机制之间的系统配合。否则,辅导员在培训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回到岗位后很快会被既有的工作惯性消解。这种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制度安排作为支撑。高校应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和技术团队凝聚育人合力,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同时在培训培养、考核评价、职称评定、资源保障等方面为辅导员提供实质性支持,使能力提升有实践场景、有反馈、有获得感。其中评价机制尤为关键,如果评价导向始终以事务性工作量为主导,新质思政能力的提升就缺乏内在激励。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也应当同步推进,否则辅导员自身的能力成长,很难转化为高校组织层面稳定可持续的育人实效。
总体而言,辅导员新质思政能力提升,归根到底是回答智能时代如何更好立德树人的问题。技术是变量,育人是常量;工具在更新,价值引领不能漂移。辅导员既要拥抱技术,更要守住教育初心,在趋势感知中保持清醒,在技术理解中增强底气,在实践创新中提升实效,在伦理判断中守住底线。唯有如此,新质思政能力才能真正从概念走向日常,从培训走向育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