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代》杂志封面上的“200000”（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接近20万）让人触目惊心，而累计确诊已超过500万例的印度疫情曲线仍在一路走高。中国则在一周多前隆重举行了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从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算起，时间已过去7个多月，回望这场疫情，我们能看到很多，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等方面。《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知名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请他对疫情进行阶段性总结。
在相对很短的时间里控制住疫情，这是中国的最大亮点
环球时报：中国9月8日召开的表彰大会，被认为是对抗疫工作进行了一次阶段性总结。回看过去半年多中国对疫情的应对，您如何评价？
黄严忠：中国抗疫工作最突出成绩就是：在相对很短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庞大人口的国家，在不到10周的时间里就能把疫情控制下来，到目前为止，只有个别的局部暴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生产和发展逐渐恢复正常。我认为这是中国抗疫工作中最大的亮点。
考虑到新冠病毒是一种此前我们完全未知的病毒，传播速度快，而且在特效治疗手段和疫苗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能运用自身的**制和强大的动员力，并尊重科学家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及时采取一系列围堵病毒扩散的措施，这种执行能力和成果很值得称道。我认为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上，是很需要这样一种“中央政府统一决策，各个部门互相协调”的机制的。
如果要说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我认为可能是公共卫生系统在初始阶段的反应还不够灵敏，尤其是地方层级。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这个病毒整体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地方的问责机制或许有待完善，未来在疫情报告中，地方政府需要更主动、积极地担当起自身责任。
环球时报：接下来，尤其是今年秋冬季，中国抗疫工作需要注意些什么？
黄严忠：首先还是要防止可能的第二波大流行。1918年的大流感的第二波就发生在当年秋季，而且是死亡率和破坏力最高的一波。尽管新冠和流感不同，历史也不一定会重演，但我们要尽量防患于未然。
第二，秋冬季也是流感季，我们要避免流感和新冠的双重影响。如果流感和新冠同时暴发，一是需要成本来区分鉴别这两种传染病，二是如果一个人同时感染新冠和流感，重症的几率可能更大，也容易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压力。所以我建议中国政府现在应该积极鼓励公众进行流感疫苗的注射，提前为公众多提供一重防护。目前，中国公众注射流感疫苗的比例还比较低，有关部门可加强对这方面进行宣传。
第三是平衡“防输入”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毕竟，没有人知道这次疫情还会持续多久，中国也不可能一直完全关起门来过日子。可考虑在不影响防疫的前提下，继续逐渐放宽一些旅行限制，多考虑到一些必要的个人国际旅行需求，包括外国公民的需求。
环球时报：目前美国、印度疫情依然严峻，欧洲出现较大反弹，中国也继续面临“外防输入”的挑战，疫苗是否已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
黄严忠：现在看可能确实是这样。自然的群体免疫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即使那些采取不积极干预措施的国家，其感染率也远远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60%至70%的比例。二是之前我们认为的一些可能会有效的治疗手段和特效药，比如瑞德西韦，也被证明希望不大。
只有疫苗这个途径。目前全球已经有30多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6种进入三期，我认为其中至少会有一款被证明安全有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大规模生产和分配，同时希望新冠病毒本身不发生大的变异。如果这几项都能满足，疫情在全球结束的时间预计将大大提前。
美国的疫情有点像是半年煮成一锅“夹生饭”
环球时报：作为世界上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资源最充足的国家，美国如今的局面您最初预料到了吗？
黄严忠：2019年美国有两家机构开发了一个叫作“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评分体系，对每个国家应对疫情的准备程度都打了一个分，美国是分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反而是得分比较低的。但现在疫情的实际情况让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的感染死亡人数和这个评分完全不成正比。
我认为造成美国抗疫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对疫情的严重性缺乏足够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自满”。我记得2月初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前专员就在不断呼吁说，美国对疫情没有充分准备，有关物资的储备严重不足，但没有人听他的。所以，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上是准备很不充分的。
其次，美国以前做过很多应对传染病的“沙盘推演”，几乎每次演习都暴露出美国的疫情应对能力本身是有问题的。我本人也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沙盘推演”，结论是我们基本不大可能有效应对一场大流感。但后来我们也没看到政府采取什么切实措施，解决演习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第三是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不够。虽然白宫成立了以副总统为首的疫情应对工作组，但他们在实际协调联邦和州一级关系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纽约说需要多少援助，但联邦一级说给不了那么多。联邦和地方的分权，再加上政党之间的掣肘，使得集中决策、互相协调的反应变得很困难。
这就涉及我此前提及的，在应对如新冠这样一个来势汹汹又快速传播的新病毒时，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治架构也许比联邦制体系更为有效。让美国采取像中国那样让大家全待在家里、“闷死”病毒的措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现在美国的疫情有点像是半年煮成一锅“夹生饭”，目前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环球时报：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是，美国出现不少“反科学”或“反智”言论与现象，这反映出什么深层次问题？
黄严忠：“反智主义”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在大众还是精英中，也不管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不过，我要指出中美在这方面有一点很明显的不同。在公共卫生的应急反应和抗疫决策上，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领导层比较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这就使得政府的抗疫决策更有公信力，也能使那些被证明有效的措施在实施起来更有连贯性。
但这次美国政府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政府对福奇医生的态度。福奇医生是完全从专业而非政治的角度来判断疫情，但特朗普总统的决策经常会更多考虑经济以及他本人的选情等因素。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脆弱性
环球时报：您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政治免疫系统对中国反应过度”的文章，能否更详细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黄严忠：我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疫情发生后美国内部“对华脱离接触”声音扩大这一现象，包括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我认为他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比如，他用苏联类比现在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和当时的苏联与东欧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的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已经很低了，而中国不是这样。新冠疫情之后，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度反而更高了。
此外，蓬佩奥的说法低估了接触政策给美国本身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说是“反应过度”，他过度夸大接触政策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或中国给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失。我认为，在“与中国脱钩”论甚嚣尘上时，作为一个清醒的决策者，应该更多地提供解药，而不是火上浇油。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反应有点像“细胞因子风暴”，即人体的免疫系统在面对未知情况时有时会过度反应，杀死过多白细胞，反而成为自己健康最大的敌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些关切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其对华过度反应的正当理由，尤其没有必要开辟一个美中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三战场”。
环球时报：您认为全球卫生合作是否受到了冲击，我们应有哪些反思？
黄严忠：迄今为止，这次疫情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背离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它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脆弱性，无论是信息分享、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维持，还是药品疫苗的研发，国际合作与协调都存在很大不足。全球化将可能成为疫情最大的牺牲品之一。
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有人提出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链不应再依赖中国，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声称要以药品作为“武器”来反制美国。这些想法尽管实现起来有种种现实困难，但都会对国际卫生合作造成冲击。
这种有效合作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国之间缺乏信任，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也发挥得不够。我希望未来除各个国家应当对本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做到常态化、制度化外，国际卫生条例和全球卫生合作制度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世卫组织也要改革，以更加适应新局面。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